本书力图打破“科学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凸显身体、疾痛与照护的生物-社会-文化复合属性，为跨文化医疗研究/健康治理实践提供了多元视角与学理支撑。

内容简介：

本论文集立足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聚焦健康、疾痛与照护的多元文化维度与社会本质，分为四大核心板块。第一篇围绕医学多元主义，探讨不同治疗方式间的共存互补逻辑。第二篇聚焦传统医学与身体感，剖析中医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内涵以及“上火”等身体感知的社会文化建构。第三篇以社会疾痛叙事为核心，揭示疾痛背后的道德规范、权力结构与身份认同。第四篇深挖照护文化意义，从疼痛的社会属性、医患人文互动、慢性病照护逻辑到传统医案的社会照护智慧，彰显照护的关系性与整体性本质。本书力图打破“科学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凸显身体、疾痛与照护的生物-社会-文化复合属性，为跨文化医疗研究、健康治理实践提供了多元视角与学理支撑。

作者简介：

郑艳姬，云南昆明人，人类学博士，现为玉溪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主要关注健康社会学、医务社会工作、老年学等方面研究。入选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专项、玉溪市“第四类”刚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现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一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两项等，并参与多项传统医学及公共卫生跨学科国家级和国际项目。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自序：

当医学人类学领域仍在为“生物-医疗”单一范式的局限性争论不休，当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对话始终困于“科学与否”的二元对立，当疾痛的社会文化属性常被简化为生理症状的附属品时，本论文集的学术探索始于笔者前期研究中对疾病与治疗的一些思考。可以看出，本书的主题呈现出多样性的状态，既有云南小凉山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也有帕米尔高原“玛度”仪式的深入探讨，也从都市医院未婚人流女性的深度访谈，再到明末《石山医案》文集的文本思想解构，每一步都想要回应与探讨一个核心学术命题：健康、疾痛与疗愈，如何作为“生物-社会-文化”的复合载体，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语境下呈现出多元的形态？同时，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跨学科视角，打破既有理论框架的桎梏，为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与发展提供不断的可能？

最初的学术触动，源自于笔者硕士阶段对医学多元主义理论的田野调查。2007年，在云南宁蒗县沙村的田野观察中，当地“多元医疗格局”的存在吸引了笔者的关注：当地彝族百姓既不会因信仰毕摩仪式而完全排斥西医的急性病治疗，也不会因依赖草药调理而否定仪式对“尼此”（诺苏文化中的“致病鬼”）的驱避作用，甚至仪式作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而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与其他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塑连接造一起。乡村医生肖医生的诊室里，西药与彝族草药常被并置使用；苏尼的仪式现场，在念诵经文的同时也会使用彝族草药。这种“实用主义导向的医疗整合”，充分展示出：“多元医疗”在本土文化中“互补共生”的深层逻辑。这一观点，成为本书第一篇“医学多元与疗愈”的核心起点，希望通过彝族诺苏人的仪式治疗、帕米尔人“玛度”仪式等实证案例，解构“传统-现代”的对立认知，揭示多元医疗体系以及传统仪式治疗在具体生活实践中的更深层次的疗愈与整合意义。例如，对帕米尔人“玛度”仪式的研究，不仅关注其宗教象征意义，更通过医疗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分析音声、肢体动作如何激活患者的心理灵活性，填补了以往仪式治疗研究中“文化象征”与“生理机制”之间的细腻张力。

在第二篇中将研究视角转向“传统医学与身体感”，则源于对“地方性知识”理论的深化思考。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文化是意义之网”，而中医作为中华文明孕育的传统医学，正是这张“意义之网”在健康领域的集中体现。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医的研究要么陷入“科学化改造”的误区，要么停留于“文化象征”的泛论，却鲜少将其置于“体感”的理论框架下展开实证分析。但基于笔者在中医类院校的工作经历，以及参与《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等耳濡目染的经历，则发现从身体感知的角度切入中医的人类学研究是一条适合的路径。加之，一次高校访谈中，青年群体对 “上火”的讨论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他们将“吃火锅长痘”“熬夜上火”等体验，在“病”与“非病”之间自然过渡，这种“身体感知的文化嵌入”，印证了余舜德“身体感是生物性与社会性交汇点”的论断。由此，本书第二篇聚焦中医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内涵：一方面，通过分析中医与儒家、道家思想的共生关系，回应“中医如何被跨文化解读”的学术命题；另一方面，以“上火”“湿气重”等身体感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经验的调查揭示传统医学知识如何通过日常身体实践，嵌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未回避中西医协同的结构性困境，从青蒿素研发中传统配伍理论的被剥离，这些案例旨在说明：传统医学的传承不是“复古式守护”，而是要在尊重其本体论认知的基础上，构建与现代医学平等对话的理论平台，而非被动适应西方生物医学的评价体系。

第三篇“社会疾痛与叙事”的学术价值，则在于对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社会苦痛”理论的本土化讨论。凯博文指出，疾痛是“被文化塑造、被社会定义的体验”，而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疾痛的社会属性更与道德规范、权力结构、身份认同深度交织。凉山彝族的 “死及比”（死给）现象，让笔者震撼于疾痛与道德的紧密关联，这不是简单的“自杀行为”，而是诺苏人在“集体荣誉”与“个体尊严”双重规范下，通过身体暴力实现社会整合的特殊方式，其背后是道德暴力、宗教仪式与社会结构的复杂纠缠。而未婚人流女性的身体体验，则可以看到性别权力、医疗商业化如何在女性身体上留下“结构性暴力”的痕迹，她们承受的不仅是手术的生理创伤，更有“未婚先孕”的道德耻感、“无痛人流”话语的情感压抑。这些案例共同构成了本书对“社会疾痛”的核心探讨，这部分希望通过个体的疾痛叙事，连接微观体验与宏观结构，弥补以往研究中“个体苦痛”与“社会逻辑”之间的脱节。同时文中，对青年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不仅关注其情感抗争，更通过叙事分析追溯抑郁情绪与原生家庭、社会期待、认知偏差的深层关联，揭示现代社会中“精神疾痛”如何成为个体对抗结构性压力的文化表达。青年养生实践的话语与符号生产，则回应了现代社会普遍的健康焦虑，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建构了一套养生话语体系，而青年群体在数据崇拜中通过养生抵御社会风险、实现自我救赎，也面临着认同异化与意义迷失的困境。

最后一篇“照护文化与意义”的研究，旨在回应医学人文研究的现实关切。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至上”的倾向逐渐遮蔽了照护的本质，凯博文在《疾痛的故事》中批判的“医患人文缺失”，在当代医疗实践中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在一次医院田野中，笔者看到病人在身体上的苦痛之外还有诸多生活中的困境，如“患者因孩子久未探望而失眠”，这种“平行病历”式的记录，可以充分意识到：照护的本质是“关系性意义实践”，而非单纯的技术干预。由此，本书第四篇聚焦照护的多元维度：从疼痛的社会文化属性，到医患互动中的人文重建，如“微型民族志”“平行病历”的实践探索，再到慢性病照护逻辑的反思安玛莉・摩尔“共同修补”理论的本土化检验，最终落脚于传统医案的社会照护智慧，明末《石山医案》中汪机的诊疗实践，不仅体现“参芪补元”的医术，更通过“情志相胜法”调解患者社会关系，将照护从“身体调理”拓展至“社会整合”，为当代照护体系构建提供了历史参照。

本书的整合过程也是一次学术方法的跨界尝试。在研究过程中，既有医学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方法，深入彝族村落等场域获取一手资料；也运用了深度访谈，挖掘未婚人流女性、抑郁症患者等边缘群体的隐性叙事；同时借鉴医疗民族音乐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方法，实现对“仪式音声”“传统医案”的多维度解读。这种跨学科方法的整合，旨在突破单一学科的视野局限，更全面地呈现健康、疾痛与照护的复杂内涵。

当然，本书仍存在诸多学术局限。例如，部分案例的地域局限性较强，对少数民族医疗实践的探讨仍需更多跨区域比较；对中西医协同路径的探讨，偏重于理论建构，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仍需进一步检验。这些不足，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出版本书，并非旨在构建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而是希望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推动学界对“健康多元性”的重新认知：健康不是单一的生理指标正常，而是身体、心理、社会的整体平衡；疗愈不是技术对病痛的单向消除，而是文化、关系、意义的多重建构；传统医学不是现代医学的“替代选项”，而是人类应对疾痛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全球健康治理日益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期待本书能为医学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些许启发，为多元医疗体系的构建提供学理支撑，同时也希望能强化学界与实务界对“人的完整性”的关注。毕竟，所有医疗与照护的终极目标，都是让每个生命在脆弱中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获得有尊严的健康生活。

最后，谨向所有参与研究的受访者致以最深的敬意，是你们愿意敞开生命的体验，让这些学术探索有了坚实的现实根基；也向医学人类学领域的前辈学者们致敬，是你们的理论开拓，为本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愿这本凝结着田野温度与学术思考的著作，能为健康领域的多元对话，添一份微薄之力。

2025年冬于玉溪

      注：本文内容转自人类学乾坤公众号